火箭院为何被称为“中国航天发祥地”

发布时间 : 2016-11-15     来源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新闻中心

  1957年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的前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成立。2007年,在建院50周年时,火箭院党委提出了“中国航天发祥地”这一概念,并先后提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和当时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党组通过后,“中国航天发祥地”成为了火箭院历史地位的标准表述。
  那么,你知道中国航天事业为何在这里发祥?如何在这里发祥?

集聚众多航天事业开创者

  今年的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由火箭院19所编著的两套书《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领导干部名录(第二版)》和《国防部五院晋升首批工程师名录》发布。翻开名录,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跃入记者眼帘——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屠守锷……
  “1956年初,党中央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决策。随后,来自全国的科研、军政精英以及相关专业的名校毕业生在北京集结。”这两套名录的策划人、火箭院离退休工作部部长岳增云介绍,年轻的科研人员大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军政人员主要来自解放军各部队。
  1956年10月8日,在200名已经报到的创业者的见证下,我国首个导弹、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原北京空军466医院成立,我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

我国航天事业的首个正式研制基地

  岳增云说,原北京空军466医院可谓是航天事业的“发源地”,但这个“舞台”太小了,容不下航天人宏大的梦想,于是聂荣臻、谷景生、刘秉彦、钱学森等老领导和老一辈航天人几经辗转,为航天事业选择了北京南苑这一“发祥地”。
  南苑位于首都之南,地势平坦开阔,既贴近枢要,又相对静谧。公路、铁路、机场俱备,还有一座可试制喷气式飞机的工厂——国营211厂,不仅便于导弹、火箭研制资源与产品的运输,还可基于当时现成的工业基础试制导弹、火箭,让设计与制造无缝衔接。可以说,南苑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就好似延安对于走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既是理想的根据地,又是胜利的出发点。于是,南苑成为了我国航天事业首个正式的研制基地。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通过提供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等形式,对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进行援助。为了对接苏联援助,国防部五院着手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筹备设立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
  国防部五院于11月9日决定,把包括导弹总设计师室、发动机研究室在内的半数研究室,以及大部分机关人员划入总体研究院,国防部五院主要领导兼任总体研究院领导,国防部五院与总体研究院合署办公。
  1957年11月16日,我国首个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火箭院的前身——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负责导弹、火箭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
  半个月后,火箭院从466医院迁往长辛店,由最初的175人扩充至403人;第二年8月,火箭院迁来南苑,与随后划入火箭院的国营211厂“会师”。

研制出我国第一枚导弹

  在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宣布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仿制我国第一枚导弹的抓总单位,火箭院在仿制的同时,竭力吃透技术,抢建基础设施,编制全国协作网,为独立研制夯实基础,渐渐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当年参与主持我国第一枚导弹仿制工作的谢光选院士曾回忆到:“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们就向党组织建议,起用中国的专家,他们哪个岗位走了我们就顶上去!”
  1960年10月23日,火箭院抓总研制的、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从南苑出发,奔赴酒泉发射场。11月5日9时2分,“1059”导弹点火升空,7分钟后,弹头顺利命中550公里外的目标区。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1059”被赋予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东风一号”,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导弹家族的开山鼻祖。
  仿制的成功,实现了“知其然”,但要“知其所以然”就必须自行研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挖掘“1059”的潜力,在其基础上改进设计,“小步快走”地开展自行设计,成为最优方案。于是,火箭院于1960年提出了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总体设计方案。1964年6至7月,3枚“东风二号”导弹相继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也意味着它将有资格承担一项石破天惊的任务。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火箭院研制用于运载核武器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改进型——东风二号甲。当年11月13日,第一枚不带核武器的“东风二号甲”导弹试射成功。随后,我国的“两弹结合”试验开始实施。
  经过周密的准备,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载有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在大漠中跃起。不久,落区来报: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两弹结合”取得圆满成功!

研制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  送“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太空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发出的号召。
  要想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就不能没有大推力火箭。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纵观世界各国航天史,可以说,没有导弹就没有航天运载工具。要发射卫星,靠“东风二号”导弹的运载能力远远不够,必须研制更新、更大、更多的火箭。这一任务,自然落在了火箭院的肩上。
  研制火箭,动力先行。新火箭使用的是完全由我国科研人员设计的发动机,并首次采用“四机并联”的形式。研制这种发动机,就必须克服“高频不稳定燃烧”的世界性难题。据火箭发动机专家马作新回忆,火箭院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几个方案的比较和上百次试车,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在试车成功的现场,钱学森高兴地说:“这标志着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已步入自由王国,为我国大型火箭发动机研制、设计、生产、试验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自行设计“东风二号”导弹的同时,火箭院就已对新火箭的相关技术开展了充分地预先研究,又在独立研制其它火箭的过程中,验证了新动力,掌握了级间分离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于是很快便拿出了用于发射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重量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日本这4个国家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揭开了我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至此,我国“两弹一星”的宏伟蓝图全部实现,火箭院出色地完成了其中的两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孵化出长征系列火箭

  1975年11月26日,由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其重量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10倍,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可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长征二号”火箭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的原型。
  1984年4月8日,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极为复杂的氢氧发动机与低温燃料使用技术。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完成了我国首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
同年7月16日,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长征二号E首飞成功,使我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番,为拓展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铺开了道路,也意味着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足以发射载人飞船。
  1994年、1997年,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甲”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相继成功发射,与后来发展出来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共同构成了当时我国高轨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家族,成为我国商业发射任务的主力火箭,并在我国月球探测、北斗导航等重大航天工程中担当主力。
  1999年11月20日,火箭院抓总研制的我国首枚大推力载人火箭——长征二号F首飞成功,其设计可靠性高达0.97,安全性达0.997,被誉为“神箭”。迄今为止,“神箭”已将11位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
  2015年3月30日起,不到两年的时间,火箭院研制的“远征一号”“远征一号甲”“远征二号”上面级相继首飞,我国有了自己的先进上面级家族。
  2015年9月25日,火箭院抓总研制的我国首枚具有工程实用价值的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成功首飞,火箭发射场准备时间缩至24小时,领先世界。
  2016年6月25日,火箭院抓总研制的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成功首飞,拉开了我国中型运载火箭更新换代的序幕,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力火箭。
  2016年11月3日,火箭院十年心血研制出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一举把我国火箭运载能力送到世界第二位,其综合技术水平国际一流,我国开始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
  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到今年11月10日,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再次飞天,46年间,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完成了159次航天发射,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铸就伟大的航天精神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航天事业在火箭院发祥,航天精神也在火箭院铸就。
  “航天传统精神最早源自聂荣臻元帅制定的国防部五院建院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岳增云说:“也正是秉承‘自力更生’的原则,火箭院才能在一片空白中迅速崛起,在外援中断后镇定自若,在遭遇挫折时不乱阵脚,在迎接挑战时斗志昂扬。”
  1961年,国防部五院倡导在研制工作中树立“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三敢”“三严”作风。“三敢”让火箭院科研人员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为我国导弹、火箭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尽抒智慧;而“三严”以及后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又让科研人员在面对手中的工作时严谨务实,慎之又慎。
  “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航天精神的重要来源。”岳增云介绍,“火箭院有一批来自解放军的军政干部,他们把人民军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政治工作等一系列优良作风带入航天事业,以身作则,甘当科研人员的‘勤务员’,赢得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尊敬与信赖。”
  在挑战国防尖端科技的实践中,航天人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在经过总结、提炼后形成了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而这些光辉的精神又反过来引领航天人的实践……在这循环往复中,实践的成果愈发显著,精神的内涵愈发丰富。
  与此同时,火箭院还让宝贵的航天精神滋养更广阔的地方。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年代,来自火箭院的建设者把航天精神带入“三线”的山川,包建了062基地(今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和067基地(今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当“东方红一号”卫星设计工作陷入困境时,钱学森点将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以及戚发轫等“18勇士”,增援卫星研制力量……如今,火箭院还在努力向社会播撒航天精神的种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精神力量。

  

  到这里,答案已经明朗。为何火箭院是中国航天发祥地?
  因为这里是风云际会、挑战尖端的“战场”,集结了无数博学多才、勇于担当的栋梁;
  因为这里诞生了奠定国家安全基石的大国重器,保卫着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
  因为这里创造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搭建起中国人俯瞰人间、摘星揽月的通途;
  因为这里铸就了伟大的航天精神,为航天事业乃至民族复兴灌注玉汝于成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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